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，做的人中又多历代妙手，再做下去连自己也以为愚蠢。可是，虽经多次违避，最后笔头一抖，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行耐的题目。也许是这汪湖水沈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，我避不开它。
初识西湖，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。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尊长带到乡间来的。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，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差别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种种景致，就像一个立体模型。
图中一一标明种种景致的幽雅名称，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“人间天堂”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，于是日日通视，竟烂熟于心。
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，如游故地，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乡。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： 昔年曾见此湖图，不信人间有此湖。今日打从湖上过，画工还欠费光阴。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，西湖即即是初游，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。
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，摩挲中国文化一久，心头都市有这个湖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湖游得再多，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。过于玄艳的造化，会发生了一种疏离，无法与它举行家常性的来往。
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，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，西湖排场太大，妆饰太精，难以叫人恒久安驻。大凡风物绝佳处都不宜安家，人与美的关系，竟是如此之蹊跷。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，另有此外原因。它成名过早，遗迹过密，名位过重，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，效果，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很是稠厚的所在。
游览可以，贴近去却未免吃力。为了挣脱这种感受，有一年夏天，我跳到湖水中游泳，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，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。湖水并不凉爽，湖底也不深，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，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。
上岸后一想，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，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，于是，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刻被历史所抽象，险些有点不真实了。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，于是变得没有朝代。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，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。
它走向抽象，走向虚幻，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展览会，盛大到了缥缈。 西湖的盛大，归拢来说，在于它是极庞大的中国文化人格的荟萃体。
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到场展览。再避世的，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；再苦寂的，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。
释教胜迹最多，不必一一列述了，即即是飘逸抵家了的道家，也占据了一座葛岭，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，一早就召唤着繁密的脚印。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，也跨身于湖滨安息，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。平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唐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，各自酿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。
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。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，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。
这是真正的达观和“无执”，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。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，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。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，尔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。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，心中并无几多教义的踪影，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、莼菜醋鱼。
是山水走向了宗教？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？横竖，一切都归之于很是实际、又很是迷糊的感官自然。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，引出了宗教革新者和阻挡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；而中国宗教，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引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。绿绿的西湖水，把来到岸边的种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，溶成一气，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。
它波光一闪，嫣然一笑，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。也许，我们这个民族，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，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。
过客衣衫破碎，脚下淌血，如此急急地赶路，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？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，定会被万干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。也许正是为此，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到杭州： 钱王登假仍如在，伍相随波不行寻，平楚日和憎健翮，小山香满蔽高岑。坟坛冷落将军岳，梅鹤凄凉处士林，拔似举家游旷远，风浪浩荡足行吟。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：“至于西湖风物，虽然宜人，有吃的地方，也有玩的地方，如果流连忘返，湖光山色，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。
如像袁子纔一路的人，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，和苏小小认认乡亲，过着飘飘然的生活，也就无聊了。”（川岛：《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》） 然而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；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，总有很大的向心力。
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，秀丽山水间散落着纔子、隐士，埋藏着身前的孤独和身后的空名。天大的纔华和郁愤，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。景点，景点，总是景点。
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，只剩下廊柱上鸾翔凤翥的楹联。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，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。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，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。
修缮，修缮，再修缮。群塔入云，藤葛如髯，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。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，是白堤和苏堤。
两位大诗人、大文豪，不是为了精致，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，纯粹为相识除当地人民的痛苦，兴修水利，浚湖筑堤，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。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：“苏公当日曾筑此，不为游观为民耳。”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，于是，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。
不知旁人如何，就我而论，游西湖最畅心意的，乃是在微雨的日子，独个儿闲步于苏堤。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，也没有后人的感伤来强加于我，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，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效上的长堤，树木也生得平适，鸟鸣也听得自如。
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摆设的，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，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。就这样，纔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。 可是，就白居易、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，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。他们有他们比力完整的天下意识、宇宙感悟，他们有他们比力硬朗的主体精神、理性思考，在文化品位上，他们是谁人时代的峰巅和精英。
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，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，被随处装上拆下，东奔西颠，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，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。我们看到的，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。只管漂亮，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。
也许正是对这类效果的大彻大悟，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。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。
隐居孤山20年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远避政界与市嚣。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，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两句来咏梅，险些成为干古绝唱。中国古代，隐士多的是，而林和靖凭着梅花、白鹤与诗句，把隐士真正做隧道、做漂亮了。
在后世文人眼中，白居易、苏东坡虽然值得羡慕，却是难以追随的；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位太守，更是一种极偶然、极奇罕的机缘。然而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，不管有没有他的纔分。梅妻鹤子有点烦难，其实也很宽松，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阿的。
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、几只飞禽呢？在现实社会碰了壁、受了阻，急流勇退，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外的。 这种自卫和自慰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。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，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。他们消除了志向，徐徐又把这种消除看成了志向。
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，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，只管有浓重的霉味，却是宁静而平静。于是，十年寒窗，博览文史，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，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，便把一切沈埋进一座座孤山。 效果，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。
春去秋来，梅凋鹤老，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，关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。文明的突进，也因此被取消，剩下一堆梅瓣、鹤羽，像书签一般，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。
与这种黯淡相对照，野泼泼的，另一种人格结构也淘气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。首屈一指者，固然是名妓苏小小。 不管愿意不愿意，这位妓女的资格，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。
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、岳飞放在这位女人后面：“苏小门前花满枝，苏公堤上女当垆”；“苏家弱柳犹含媚，岳墓乔松亦抱忠”……就是年月较早一点的白居易，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：“若解多情寻小小，绿杨深处是苏家”；“苏家小女旧知名，杨柳风前别有情”。 如此看来，诗人袁子纔镌一小章曰：“钱塘苏小是乡亲”，虽为鲁迅所不悦，却也颇可明白的了。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，固然不乏轻薄文人，但心田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。
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，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贵地恒久安享敬慕，原因是颇为深刻的。 苏小小的形象自己就是一个梦。她很重情感，写下一首《同心歌》曰“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骢马，那边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”，朴朴素素隧道尽了青年情人约会的无限风景。
漂亮的车，漂亮的马，一起飞驶疾驰，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遗像。又传说她在风物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，便慷慨解囊，赠银百两，助其上京。可是，情人未归，书生已去，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。
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，而是从对情的执着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着。她不愿做姬做妾，委曲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，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市井，蔑视着精丽的高墙。她不守贞节只守美，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。最后，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，她却恬然适然，以为死于青春华年，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。
她甚至认为，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，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玉成。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。依我看，她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。在她眼前，中国历史上其它有文学价值的名妓，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。
为了一个亏心汉，或为了一个朝廷，颠簸得过于认真。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飘逸，纔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。 由情至美，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。
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，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，而苏小小，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。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换，只是凭借自身，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。
妓女生涯固然是不值得赞颂的，苏小小的意义在于，她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坚持。再正经的鸿儒高士，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，却经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。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弘大和强悍，使生命意识的急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。
这里又一次泛起了道德和不道德、人性和非人性、美和丑的悖论：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，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经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。反之，社会历史的大光明，又经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价格。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，多是梦乡。
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伤，便在这里。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。虽然只是传说，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，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弘大的切实存在。
人们慷慨地把湖水、断桥、雷峰塔奉献给她。在这一点上，西湖毫无亏损，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。
她是妖，又是仙，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。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辉煌光耀：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。
中国传统思想向来有支解两界的习惯性功效。一个浑沌的人世间，利刃一划，或者成为圣、贤、忠、善、德、仁，或者成为奸、恶、邪、丑、逆、凶，前者举入天府，后者沦于地狱。
有趣的是，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。白娘娘做妖做仙都很是容易，贫苦的是，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，另有一块平实的大地，在妖魔和神仙之间，另有一种寻常的动物：人。
她的全部灾难，便由此而生。 普通的、自然的、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几多笔墨。
于是，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，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，而她却拼着生命高声呼唤：人！人！人！ 她找上了许仙，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，她深感失望。她陪同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，不能不陷于寥寂。这种寥寂，是她的悲剧，更是她所憧憬的人世间的悲剧。
可怜的白娘娘，在妖界仙界召唤人而不能见容，在人间召唤人也得不到响应。可是，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，是他，使她想做人的欲求酿成了现实，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。
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，她认了，宁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，宁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拼搏。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谁人“人”字。 在我看来，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。
她无惧于死，更何惧于镇？她莫大的遗憾，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。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，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。 1924年9月，雷峰塔终于倒掉，一批“五四”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，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。
这或许能证明，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，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？为此，即便明智如鲁迅，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沈浸。鲁迅的朋侪中，有一个用脑壳撞击过雷峰塔的人，也是一位女性，吟罢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也在西湖边上安身。
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，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。听说很欠好看，这是意料中的，但总要去看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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